一号卖千金 名医微博感叹“给黄牛打工”

　　日前，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生尹佳称，他的门诊号在号贩子（也即黄牛）那的售价为800元一个，从而每天号贩子在她那里所获取的收益至少为4000元。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普通门诊号挂号费仅为14元。也就难怪协和的另一位主任医生顾锋称，夜门诊所有的号均被黄牛倒卖，从而感叹“天天为黄牛打工”。

　　而在广州，普通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的挂号费分别为4或7元、10元和14元。多地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医生认为，目前的挂号费远远不能体现医生的实际价值，纷纷呼吁放开医疗服务价格的管制和医生像律师一样的自由执业权。

　　黄牛现象源于价格扭曲

　　一位不愿具名的医改专家表示，著名专家的普通门诊号的黄牛价格部分反映了其医疗服务的市场价格。目前，中国的医生供给相对于庞大的患者数量，还是偏少的，医术精湛的医生更加之少，而且医疗资源的分布极其不均衡。大量的优秀医疗资源包括好医生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这种大城市，而这些地方除了本来就不少的本地患者，还有大量的外地患者前来就医，而他们往往是慕名而来，专门就找那几个大医院的“名医”。

　　这部分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对于名医门诊号的需求，属于刚性需求，如果完全市场化的话，这一类门诊号的价格会相当之高。但目前政府对于医疗服务价格的管制，使得一个门诊号的定价普遍只有几块钱甚至十几块钱，等于对其真实价格的扭曲，然而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其真实价格总会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号贩子以及通宵排队，其实都是这种真实价格的反映。只是扭曲体制下的价格反映，给患者增加了不少成本。

　　广州某三甲医院主治医生则认为，著名专家门诊号属于稀缺品，黄牛的出现，有其负面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加重了患者的负担，不太公平；然而，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至少可以让一些出得起钱又不想排队的患者买到门诊号，提高了资源分配的效率。对于专家号这种稀缺资源来说，公平与效率两个因素难易兼得。而且，只要有这种人为压低医疗服务价格的体制存在，完全扑灭号贩子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有需求并且存在超额利润。

　　放开医疗市场有助增加医疗供给

　　对于消除黄牛现象，之前曾有学者提出实名挂号，然而在目前这种黄牛产业链面前，显得作用相当有限，有医院工作者说，现在挂号的人太多，像机场海关一样一个一个去认真比对身份证不太现实，而且现在医患矛盾比较尖锐，不让人挂号更怕患者会闹起来。另有专家则认为，门诊号黄牛产业链的相关利益方实际上挣走了本来应该属于医生的那部分收入，从而要减少甚至消除黄牛现象，根源还是在于放开医疗服务价格管制以及配套的医生的自由执业权，从而一方面让医生体面地获得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那部分高收入，而无需通过医药回扣来补偿，另一方面从动态来看，也可增加医生资源的供给。

　　前述医改专家指出，目前的这种医生编制以及职称体制，牢牢地将医生“钉在公立医院这张冷酷的板凳上”，因为隐性收入还有更加现实的退休后的待遇，使得公立医院的医生尤其是资历较高者，甚少跳槽到民营医院或外资医院，只能被动承受这种人为压低的医疗服务价格，像协和医院的一个专家号挂号费十几块钱，根本无法体现真实的需求。

　　而广州某三甲医院心内专科主任诉苦，目前很多患者就是奔着“主任”的名号而来，其实病症很简单，找普通的医生，甚至不用到三甲医院就能处理，这样实际上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

　　前述主治医生分析，目前的医疗服务市场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患者无法通过其他的信号来判断医生的医术，只能通过“大城市”、“大医院”、“主任”或“专家”这些个头衔来找好医生，然而，在目前医生的这种人事和职称编制下，拥有这些头衔的医生少之又少，从而导致患者扎堆的现象。而另一方面，一些年资较浅或者无心追求这些头衔的医生其医疗质量或许不低，然而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

　　如果放开医疗服务价格管制以及让医生自由执业，可以让这部分医生也充分参与进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竞争的动态过程，患者可以通过价格以及门诊数量更加真实地识别各个医生的医疗水平，而且整个医疗服务市场也显得更加多层次，不会像现在这样要么就是几块钱的普通医生，要么就是黄牛价几百上千的“专家”，在增加医疗供给的同时，也能一定程度减少“小病找专家”的浪费现象产生。

　　然而，也有业内人士表示，真的完全放开以后，专家门诊的价格可能会比现在的黄牛价格低，但绝对价格相信也不会低到哪去，而现在患者还是可能通过通宵排队挂上十几块钱的专家号，“人们能够接受几万一平方米的房价，但几百块一个的专家号，对很多人，还需要经过一段长时间，才能接受”，而且“良医”面对汹涌的患者寻医需求，始终是稀缺品，到时候仍然会出现短缺，“买不起房子人们受得了，但看不起名医，很多人都受不了”。

　　劳务定价过低引发恶性循环？

　　北京市卫生局巡视员邓小虹对于现状却有另外一番看法，她在第八届中国健康产业论坛上表示，虽然医疗费用上升得很迅猛，但是真正分析下来，其中的支出结构却严重地失常，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这本来是医疗机构里面最核心的价值。医务人员的劳动、智慧以及水平，应该是在所有支出里最有价值的，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体现。

　　根据北京市卫生局物价处对在京400多家大型医院医疗费用的监控表明，药品和耗材占了其中的大头，而人力成本也即医院人员的收入占比少得可怜。以2010年北京市医疗费用支出为例，药品和耗材，占到了67%，真正医务人员的收入，比如护理费、手术费、诊查费等才占到了9%.与此相比，德国的医疗支出中有61%是付给人力成本的，药品和医疗耗材的支出只占到总费用的9%，与中国恰恰相反。

　　邓小虹透露，类似心血管介入这样之前卫生部要纠风的所谓暴利科室，耗材的钱占到了70%、80%，而一个心血管介入的手术费才是1500块钱，意味着一个心血管介入这么高难的手术，需要非常有经验的高级医生、麻醉师、护士很多人集体劳动，但他们干一场手术下来的劳动所得仅仅是1500块钱。因此，过低的劳务定价刺激医院过度用药和过度诊疗，通过药品和耗材来获取高额利润以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营，这又反过来推动医疗费用快速上升。

　　而目前北京6家试点按病种分组付费的情况来看，对某种疾病的治疗费及其中各项收费按比例封顶，超出科室付，结余医院奖励科室。这样一来医院的平均医疗支出下降了18%，而医务人员的收入也提高了，证明在现有条件下，不增加医疗开支但又增加医务人员的收入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