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药物向基层渗透 建构国家药物政策浅析

　　国家药物政策记载一个国家关于医药事业的中长期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需施行的步骤和策略，给出解决医药领域问题的总体性框架。通过国家药物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评估，有助于促进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联动、协调运作，促进各项药品政策与卫生、社会保障、价格、科技、财政、税收等相关政策之间的协调。

　　制定国家药物政策，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健康目标重大战略的一环，是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根本途径之一，也符合国际医药卫生政策发展的潮流和规律。在中国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一年半，基本药物的推广与使用继续向基层渗透的大背景下，笔者就中国国家药物政策的建构，提出若干不成熟的浅见。

　　1975年召开的第28次国际卫生会议上就建议WHO采取行动，推动成员国制定国家药物政策。之后，WHO于1977年公布了第一版世卫组织的基本药物示例清单。截至1999年，共有66个国家制定或更新了国家药物政策，156个国家颁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其中，肯尼亚、印度、巴西、澳大利亚、斯里兰卡、秘鲁等国家，因其制度的创新性和实施效果显著，成为国家药物政策的典范。

　　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国家药物政策，在解决欠发达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缺医少药问题，提高公众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促进合理用药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

　　例如肯尼亚，于1994年制定国家药物政策，经过几年实施，药品的可获得性提高，质量得以改进，药品费用得以控制。乍得(非洲国家)自1995年开始制定并实施国家药物政策，实施后公众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已由1995年的45%提高到2001年的60%。巴西于1998年实施国家药物政策，鼓励使用非专利药，使一些药品的治疗费用下降了75%～95%。莫桑比克通过推行国家药物政策，使得药物的可获得性从1975年的10%人口，提到2007年的80%人口。

　　一些发达国家也通过实施国家药物政策，在解决医药经费的筹措和控制、完善医疗保险制度、降低医疗药品费用、提高合理用药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澳大利亚，于2000年正式制定并全面实施国家药物政策，强调让公众能够以可承受的价格及时获得所需药品，确保实现药品的安全有效、质量符合相应标准、合理使用药品、维护医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四个主要目标。加拿大的《国家药品战略》，则要求以药物安全性和成本有效性为基础建立《国家药方集》，改进药品审评程序以促进特殊药物审批，推动药物的可支付性，促进对非专利药的可获得性，改进药品采购体系，推动医生的合理用药。

　　纵观世界各国的国家药物政策，普遍强调以法律框架，执行和实施国家药物政策中的不同内容，对药物领域不同主体的活动予以监管。国家药物政策的内容普遍包括了基本药物的遴选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制度，药品研究开发、生产、流通、使用政策，药物的合理使用，药品政策的监督和执行等要素。国家药物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确保药物的可获得性和可支付性，普遍成为首要目标，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成为首要制度。同时各国也都关注如何利用政策杠杆来促进本国医药事业的发展，关注如何通过强化监管以确保药品安全有效。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药物政策更关注药物的可获得性和可支付性，保证公民健康权益在最低限度上得到保护，在政策设计上，更侧重通过药物筹资、药物定价、合理用药等政策机制，维护公众最基本的健康权益。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药物政策，也会关注本国医药事业的发展，关注如何通过政策机制来降低药价，保护本国民族制药工业的合法权益。发达国家的药物政策，则更关注如何通过药物政策，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提高药物使用的经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