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远：药品不应沦为纯粹的获利载体

　　近期，心脏手术常用药鱼精蛋白在国内多地医院被爆缺货，甚至出现断供。据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经过紧急协调，相关企业已开始着手生产，预计“鱼精蛋白”断货的局面将会在中秋节后逐步得到缓解。

　　事实上，鱼精蛋白的断货风波并非个案，而是多数廉价基本药物现状的缩影。虽然鱼精蛋白经行政出手干预暂免退市之忧，但这并不代表廉价药品的危局已经解除。主管部门只有通过体制改革弥合药品公共属性与医疗体系商业诉求间的错位裂痕，才能够根治当下基本药品供应市场的顽疾。

　　鱼精蛋白是心脏病手术患者预防术后大出血的必备药，由海鱼新鲜成熟精子提炼而成。面对媒体断供的质疑，药企给出的原因是：受到工业污染，原材料海鱼精子的数量及质量均有所下降;而且，该药品价格过于低廉，生产积极性受挫。由此不难猜测，原料不足并非主因，无利可图才是鱼精蛋白受药企冷遇的真正症结。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逻辑，入不敷出的行业必然会倒逼厂商大规模退出，在商言商的药企为了生存和获利也会倾向于对鱼精蛋白“用脚投票”。但现在的问题是，药品作为特殊商品身兼治病救人的重要社会功能，特别是廉价基本药物对相关病患而言更是一种“必需品”。鱼精蛋白断货虽然符合市场逻辑，但站在公益性角度无异于将相关病患推向绝境。

　　客观而言，药品是公共产品，不可一味以市场逻辑来衡量，当划归行政干预的重地。而我国负责药品监管部门的数量也并不少：发改委掌管价格、工信部负责必需用品储备、食药监管局负责质量安全审核。近年来，发改委调降药品最高零售价的举措一直都没有止步，只是药价高的难题却并未因此而改观，以至于安乃近、胃舒平、黄连素、肤轻松软膏等一批价格低廉的药品渐次成为历史的回忆。目前，我国由政府定价的药品只占20%左右，其余近80%则由药厂自主定价。庞大的“体制外”市场，给药企逃避定价监管广开门路，通过改换名称、包装，甚至是剂量改变，就可以给既有药品编织一个涨价的理由，让药品“降价即死”成为常态。

　　另一方面，既有药价核定的科学性也有待商榷。例如，鱼精蛋白自上世纪60年代就被广泛应用，而其价格在几十年间竟然没有上涨，这显然是忽略了成本要素的变化，价格核定程序似乎成为“摆设”。此外，就药品储备工作看，“慢半拍”的问题也较为突出，本次鱼精蛋白告急就是经由媒体途径曝光，而非政府部门“先知先觉”。行政监管滞后、趋利诉求充斥其间，导致药品沦为了医疗体系谋取暴利的载体，老百姓直呼“病不起”。

　　鱼精蛋白事件表明，我国药品产业链条还需从制度层面予以厘清。回顾我国医疗体系的演进过程，各级政府的财力早已无法支撑日渐庞大的公共医疗体系，不得不允许各公立医院通过药品加成销售获利，由此形成了“以药养医”的赢利模式。但实践的结果却是，医疗体系已严重“透支”了这一获利渠道。由于药品需要在专业技术的指导下使用，而整个药品市场80%的药品都是通过医院流通的，广大患者不可避免地成为高药价的最终买单者。此外，药品流通市场膨胀、公共信息平台缺位等问题，也助推了药品价格的上涨之势。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行政之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干预药品市场：其一，建立起廉价特效药储备制度，由政府指定药厂生产基础药物，并通过税收减免、政府补贴等形式确保市场的稳定供给与低廉价格。其二，鼓励药品流通体系向扁平化发展，减少中间加价环节，降低购药成本。同时，在药厂、医院与监管部门之间建立协同信息平台。在对称市场信息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药品储备应急技术，维护廉价基础药品的动态平衡。其三，完善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当多数病患都纳入到保险体系、看病资费由保险组织向医院支付时，具备专业知识、熟悉行情的医疗保险机构必然会对医疗机构的服务与手法、水平形成外部监督，其强大的选择权能有效遏制医院的乱收费行为。

　　以此观之，呵护我国基本药品市场的公共性，政府部门还需从体制深度进行改革，包括搭建医药市场统一规范的信息平台、完善应急药物储备制度、推动医疗保险体系发展等工作均应尽早启动。更为关键的是，主管部门还应当引导医疗机构实行医药分离、以技养医的经营模式，重树医德医风。

　　鱼精蛋白告急凸显我国药品市场公共属性滞后顽疾，积极改革医疗制度不能再有拖延。